眼下，农民工“用工荒”和大学生“就业难”问题被摆放在一起，接受舆论观察。到底是诺大的城市里没有足够让广大大学生工作的岗位，还是大学生在求职时被偏见所束缚，刻意缩小了自己“找饭碗”的范围?
就在上海中心城区，一家动迁公司里，50位已经成为动迁经办人员的大学生正在告诉他们的师弟师妹们：放下身段找工作，短暂的苦涩后，换来的将是甜蜜……
王乐
当三个人从不同的方向，汇聚到同一个点时，王珏斌、陈翰阳和朱祺维惊讶地发现，在这个动迁公司里，像他们这样的大学本科毕业生，有将近50个。
若不是因为一场动迁行业招聘会，现在的王珏斌、陈翰阳和朱祺维，本不会坐在同一个办公室里工作。一个是2008届华东理工大学化学系本科毕业生，一个是2009届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汽车工程系本科生，一个是2009届华东政法大学法学系本科生，他们专业背景迥异、毕业年份不同，如今却都有个相同的身份——上海安佳动迁公司一线动迁经办人员。
“我真没想过， 份工作会和动迁联系在一起。”走在大学校园时，外表看来毫不张扬的王珏斌，内心是意气风发的。理工类名校、心仪的院系专业、对毕业前途的憧憬……直到步入高年级，他才发现，现实生活显然比这些美好的词汇要真实得多。
“毕业论文需要做实验，4、5月份才收工。一边保证实验时间，一边出去找方向，很累人!”大四一年，王珏斌并非没有努力过。国企、民企、小公司、大单位，他都去投过简历，不是别人看不上自己，就是自己瞧不上人家。应聘的多是销售职位，工作压力大，又无经验，即便进了门，也看不到前途。“高不成、低不就啊!”王珏斌指的“低”，是诸如卖保险、推销信用卡之类的工作——纯粹靠业绩、无底薪，甚至连公司的命运都“朝不保夕”。
毕业时，王珏斌幸运地拿到系里推荐——去宝钢下属检测公司试用。可实习3个月后，他的决定有些出人意外：离开，再看看。谁知，这一看，却看来了金融危机。自从2008年10月后，市场上的岗位需求明显趋少，王珏斌一边瞅机会，一边“啃老”，压力不言而喻。
如今，身为动迁一线经办人，收入较当初的检测岗位少三分 ，辛苦程度也更高，但王珏斌不后悔。“3个月试工，每天和大型仪器打交道，几乎不和人说话。这样的工作，不开心!”
和找到开心工作的王珏斌相比，同为2009届毕业的陈翰阳与朱祺维，就没那么走运了。2008年底，学汽车的陈翰阳，找到了一份日资企业上海分公司的二手车销售工作。工种专业性较强，又是外资企业，他很满足地实习到了3月。可由于业务不景气，日资企业突然关闭了上海分公司。“和秋季学期校园招聘相比，3、4月份开始，好公司和好工作都少了。”急于在毕业前把自己“卖”出去，他在海投简历之后，收到了安佳动迁公司的通知;而此时，他对动迁行业，完全没有概念。
同样没有概念的，还有朱祺维。对于大四以及毕业后的方向，按说他是最有规划，也是最从容不迫的。“金融危机下，就业形势严峻，我铁了心准备考研。”若 年未考上，第二年再复考。但果真名落孙山后，朱祺维反倒担心起来：翌年若再不中，后果难以预计——在4月拆迁行业专场招聘会上投下简历后，朱祺维不久也来到了安佳动迁公司。“就在上班报到日，我还有种‘骑驴找马’的想法。”
而在陈翰阳的眼里，在安佳动迁公司，每月2000元左右的基本收入“比上不足、比下有余”。
“你们若是有好去处，无论如何是不会来我这里的。”张国樑不敢奢望这批学生会长做——合同期先签两年，只求这批年轻人至少把两年干好……
张国樑是安佳动迁公司的负责人，他在2007年招聘了20多名大学生，2008年和2009年又分别“进账”10多人。如今，公司的近50名大学生均为动迁一线经办人员。但张国樑在欣喜之余，也更有“自知之明”：如果不是大学生就业形势异常严峻，光凭个动迁公司的牌子，要想招到大学生，谈何容易?
“2007年以前，我们求贤若渴，想招大学生来做办公室主任。人家一细问知道是动迁公司，立马就没回音了。”管理岗位尚且如此，一线经办人员就更不用提了。现在，只要是全日制的大学毕业生，面试后全部直接签约。
“大学生不缺知识储备，不缺学习能力，缺的是社会经验。”正如张国樑所说，这恰恰也是大学生在动迁行业里的最大收获。阳光而自信的陈翰阳说，“别说刚开始工作那会儿，就是现在碰上一些很难打交道的居民，我还是会心慌，但至少，可以做到面子上镇定自若。”
就在陈翰阳刚工作后不久，一次意外的经历让他心情 度郁闷。当时，正值卢湾区115地块拉开动迁，陈翰阳和同组另一名大学生“上门家访”。陈翰阳以真心对人，居民们也以诚相待。待“二次交谈”时，陈翰阳带着征询意见表来到一户居民家中。当告知家中的阿婆，表格必须由承租人签字时，和颜悦色的老人突然翻了脸：“我就是一家之长，怎么不能作主?”说罢，将表格往陈翰阳脸上扔去……更难的是第三次上门，陈翰阳形容为“热脸贴冷屁股”——还得以微笑面对老人，耐心地与她讲解，直到她愿意接受自己的观点。“这需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，但时间长了，皮厚了，心态也就好了!”
“专业性知识与政策并不难摸透。难的，还是与人交流。”花上半个多月时间参加培训，熟悉动迁相关知识教材，对这批大学生来说，就是“小菜一碟”——而这恰恰是那些“老动迁”最头疼的活儿。但“老动迁”的“混世界”能力，则是大学生们的弱项。
在王珏斌和朱祺维看来，动迁经办人无异于“老娘舅”，有时还得调解家庭内部分歧。正是由于动迁来临，一些家庭长久积蓄的矛盾全面爆发。“我现在看人挺准的，和居民聊上个10分钟，此人的性格脾气、为人处事方式，基本能有个底。”朱祺维说，经过半年多的锻炼，他们这批2009届的新人，现在成长得很快。所负责条块只要走访几次，具体家庭情况、成员各自身份、在家里谁说了算等等，至少能做到胸有成竹了。
动迁户里，有大学教授、机关干部，有市井百姓、寻常人家，也有残障智障人士、刑满释放人员……王珏斌、陈翰阳和朱祺维们在刚离开校园后，得以深入社会的各个细胞，解读世态炎凉、人情百态;而这些经历，在他们半年前刚入行前，是想不到的;现在，一些在2007年进入公司的一线经办人，已经成长为项目负责人，还有一些被借调至房管局等单位，从动迁人员成了“准公务员”。陈翰阳说，与其“骑驴找马”，不如脚踏实地，好好锻炼自己——他，喜欢这份工作。
本是动迁户的童自巍，离开了原先的单位，来到动迁基地办公室。这位大学生，也成了一名一线动迁经办人员。
“谁要是相信动迁组的人，那真是脑子坏掉了;谁不知道啊，动迁不就是哄、骗、吓的把戏啊?”1984年生人，2004年12月早早进单位实习、并在2005年6月大专毕业后工作的童自巍，较同龄人多了一份早涉“江湖”的成熟。提起“动迁组”人员，他很不屑地概括为“就是社会上混不下去的人”。去年冬天，家住浦东的他，因为祖上在卢湾区390地块留下的老房子，不得不准备好与他印象中的这群“混世魔王”打交道——2月，动迁消息传来，全家人焦虑地等待着一场恶仗。
4月里的一天，当童自巍亲眼见到动迁经办人员时，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“没想到，来的人这么年轻，而且都这么斯文。”前来发放征询表的年轻人，谈吐儒雅、思路清晰，可以说彻底颠覆了童自巍的思维定势。
“一回生、两回熟，我终于知道，他们都是具有大学学历的年轻人。”从4月上门通知动迁事宜、发放征询表，到6月正式签约，童自巍对动迁经办人员从最初的抵触、猜疑，到渐渐的信任与配合，最后居然和两位大学生成了朋友。“390地块动迁时，无论是两位经办人员上门到访，还是我们去动迁办公室咨询，得到的说法和信息，自始至终都是一致的。这确实让人信服。”
“大学生干一线动迁经办工作，能做得好吗?”麾下已有50多名大学生的张国樑，无数次被人问起这个问题。“以往提起动迁，人们想到的，都是‘黑箱操作’、‘谈价钱’、‘钉子户’等。动迁组工作人员许多是下岗工人，还有大爷、大妈;可现在呢?动迁实行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阳光政策，所有信息都做到透明、共享……这样的转变，需要一支高素质的队伍，大学生在这样的平台上，能体现出他们不同于先前动迁组人员的核心竞争力。”
大学生给动迁行业带来了新鲜空气，但大学生自己有清醒认识。“如果不是动迁政策与大环境的改变，如果还是采用‘黑箱操作’，那别说大学生，就是再高学历的人来了，也无法解决问题。”学法律出身、更懂行的朱祺维对记者说，这样的大环境，是他愿意留下来好好干的最大动力。
“通过和这些大学生动迁经办人员打交道，我对动迁行当有了新的认识。”和童自巍成了朋友的大学生们，很愿意和这位“大哥”聊天分享工作中的酸甜苦辣。当说起每天上班接触的都是不同的居民，如何通过智慧与努力，打消动迁户顾虑，最终顺利签约的故事时，童自巍居然由衷生出一种羡慕。
现在，童自巍从货运公司操作部跳槽了，他来到动迁基地办公室，在一线动迁经办人员的岗位上，继续他的职业生涯。
